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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政治经济分析角度探讨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制定

    发布时间: 2022-07-28 23:18首页:主页 > 产业 > 阅读()
    一、提出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弱国。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超过4亿,粮食生产是解决农村就业的主要渠道之一,与社会稳定、民族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有关。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一直较低。从比较优势的贸易原则来看,我国在粮食生产方面没有资源禀赋的相对优势。根据贸易保护理论,中国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应积极支持农业,保护农产品市场,即使在贸易保护理论中,WTO在框架下也要争取保护程度和范围最大化。但现实是,近8年中国农业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54%,但进口增长率呈逐年加速的趋势,平均增长率为23%.65%,导致2004年以来中国农业连续三年逆差。[1]也就是说,入世后,我国农业出口额有所增长,但进口额增长较快(见表1)。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我国农产品有效关税入世后大幅降低,2005年降至15.1%,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就导致了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政策制定者不遵循经济常识,制定政策的依据是什么?这涉及到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因此本文试图在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分析“依存市场的集权主义”(盛斌,2002)政治基本特征及“国家战略主义”在贸易政策的总体特征下,[2(]P377-392)建立适合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政治经济分析模型,主要从政治供给方面考虑中国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它不同于西方分权制衡原则和利益集团的专业活动,即不符合政治需求模式的假设前提。
    二、文献综述
    研究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关系的文献主要有五类:
    (1)政治支持模式
    政治支持模式Stigle(r1971)与Peltzman[3]P3-21)[4(]P211-240)Hillman(1982)指出,关税水平的选择是政府权衡生产者支持和消费者不满的结果。P1180-1187)生产者集团向政府提供的支持越多,潜在利润就越多。相反,消费者集团对政府的支持越多,价格就越低。政府制定政策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总支持水平。Helpman(1997)引入特殊要素模型,发展政治支持模型。Helpman(1997)认为,不同行业的经济特征变量——产出和进口需求对价格敏感度对贸易保护率的影响是完全相同的。产出水平越高,保护率越高;进口对价格的反应越低,贸易保护越低。
    (二)公民直接投票模型
    Maye(r1984)从博弈的角度探讨了关税的优化,认为贸易政策是大多数关税水平投票的结果,其关税政策是潜在因素所有权分配的后果。P259-273)并且Maye(r1984)利用公共选择理论和贸易理论,阐述和论证了政治程序和经济结构决定要素所有权分配到关税政策的路径。
    (3)政治捐献模式
    政治捐赠模式包括竞争性政治捐赠模式和影响当权政府的政治捐赠模式。前者以Magee,Brock和Young(1989)以结构模型为代表,后者以后者为代表。Grossman和Helpman(1994)影响当权政府的政治捐赠模式——“保护代售”模型代表。[8][9(]P667-690)前者分析,如果两党争取最大化选举概率,以便上台执政,公众是为了“理性无知者”贸易政策形成机制。“保护代售”该模型研究了政治平衡中不同的保护结构和支持政策中游说集团的贡献,并讨论了为什么游说集团更倾向于使用贸易政策作为转移收入的手段,而不是其他更有效的方法。Grossman和Helpman(1994)认为,保护率取决于不同行业的进口渗透率、进口提下,保护率取决于不同行业的进口渗透率、进口灵活性和有效组织程度。
    (4)利益集团博弈模型模型
    Findlay和Wellisz(1982)建立了对立利益集团之间的游说贸易模式,认为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游说和投资相应的游说费用来影响政府的贸易政策。[10]Copeland(1990)开发了上述游说贸易模式,分析了关税博弈下的贸易政策。Shivakumar(1995)讨论了三阶段关税博弈模型,发现总有一个完全平衡的子博弈:出口国选择自由贸易政策,进口国选择进口关税或配额政策。虽然出口国选择出口补偿或配额的子博弈是完全平衡的,但出口国政府最好不实施这一政策。Rosendorf(f1996)利用博弈论和新的政治经济理论,分析了自愿出口限制、反倾销、关税与国内政策的关系,认为贸易工具的选择取决于政治特征。[11]
    (5)中国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分析文献
    Bransteer和Feenstra(1999)利用Grossman和Helpman(1994)建立了分析中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政治过程的模型。[12]他们认为政府的决策过程实际上是在FDI以及贸易增长带来的社会效益与国有企业所遭受的损失与各方面影响之间的权衡,体现在政府目标效用函数的权重上。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国有企业已成为制定政策的重要利益集团。Grossman和Helpman(1994)利用1984-1995年的数据对目标函数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在目标函数中的权重远大于消费者,反映了政府的发展战略,符合中国的现实①。但Grossman和Helpman(1994)假设地方政府是贸易政策的真正制定者,其目标函数是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因此,违背了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现实。He和Yang(1999)利用GTAP该模型拟合了中国贸易自由化的几个计划,以研究其对宏观经济和产业之间产出和就业的影响。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提出更正式的贸易政治经济模式。盛斌(2002)在考虑中国中央集权制度时,将贸易政策视为中央政府政策的权利范畴,体现在中央政府目标函数中参数的政治经济意义上。中央集权体系模型也考虑了目标函数中消费者剩余和企业利润的地位和影响,但主要从跨行业而不是跨区域的角度进行分析,有利于检验和分析实证中保护结构和水平的决定因素。但盛斌(2002)模型主要是通过最大化政府目标函数,得到贸易政策变量的平衡和一些决定因素。因此,本文的目的是从政治经济分析的角度探讨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制定,从经验层面解释我国农产品贸易现状。
    特别声明: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造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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